所谓“围岗”，是指有人为了提升入围概率，盗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注册报名，人为制造报名人数众多的假象，试图吓退部分竞争对手。这种把公共考场变成“私人猎场”的做法，手段卑劣，不仅严重扰乱选人用人的正常秩序，更是对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粗暴践踏。更为严峻的是，“围岗”逐渐演变成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的黑色产业链：上游有黑产团伙非法贩卖公民信息，中游有中间商转手牟利，下游有执行者批量操作虚假报名，背后更有培训机构推波助澜。面对如此乱象，必须依法追究各个环节参与者的法律责任，铲除这一侵蚀公平的毒瘤。

所谓“萝卜岗”，更是有违程序正义，为人们深恶痛绝。现在，有些地方为了更好地招才引智，确实会妥善解决高层次人才的配偶工作，帮其消除后顾之忧。不过，这不能成为突破规则底线的借口。将公共岗位与特定身份挂钩，搞“因人设岗”，直接违反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不得“设置与岗位无关的指向性或者限制性条件”的条款。

无论“围岗”还是“萝卜岗”，都是见不得光的勾当。“围岗”围的是私利，“萝卜岗”埋下的是信任危机。招聘考试本应是社会人才流动、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通道，绝不容许被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染指。一方面，必须加大惩处力度以儆效尤，让违规者付出沉重的法律与信用代价；另一方面，要从源头扎紧制度的“笼子”，从技术和监管等层面堵住漏洞。

须知，凡见不得光的勾当都是“见光死”，阳光、透明格外重要也十分有效。针对招考报名环节，应推进更科学的信息公开，引入人脸识别等生物特征核验技术确保人证合一，杜绝不法人员“钻空子”；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监督，让违纪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对于确需安置的人才家属，与其挖空心思、量身定制虚假招聘，不如通过合法程序开辟“专项通道”，合理合规地执行并接受社会监督。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要把“人”的融入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把促进各民族人口有序流动融居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把“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要求落实到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城市生活之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宏大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制度安排和公共产品。在基层治理中，要通过搭建“民情恳谈会”、“社区议事厅”等协商平台，成立社区志愿服务队等方式，激活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让各族群众在为社区贡献力量的过程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转变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要把城市民族工作融入城市总体规划、公共资源配置、社会治理体系、民生服务供给之中。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规模大、民族成分多样的城市而言，城市更新、社区改造、公共服务布局、产业园区建设、就业服务平台和基层治理网络优化，都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抓手。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把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总体布局。要提升治理精度，推动公安、人社、教育、民政、住建、卫健等部门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社区，把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志愿服务队伍和用工企业的作用，形成社会化参与、常态化推进的工作局面。

转变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也是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实践路径的重要方向。城市民族工作不仅要关注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更要面向全体居民提供融合性制度供给。“互嵌”不仅包括空间混居，还要围绕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形成稳定而持续的社会联系，使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空间层面，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整治、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应更加注重混合居住，促进便利交往。在生活层面，应围绕子女入学、医疗社保、住房租赁、劳动权益保护、法律援助等高频事项，完善便利、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各族群众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在社会层面，应把社区、企业、园区、街区、学校等作为重点场域，鼓励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志愿服务、协商议事、文体活动、职业培训等，推动“物理嵌入”转化为“社会嵌入”。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应通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华文化浸润、邻里互助、社区协商等，促进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各族群众既是城市服务的接受者，也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要把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与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把产业发展、就业促进、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与外来人口融入统筹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更充分地进入产业链、融入就业市场、参与城市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住房、医疗、托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使各族群众在稳定预期中提高幸福指数。此外，还要通过发展就业协作、社区工坊、创业平台、夜间经济、特色街区等多种方式，增强各群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和合作关系，实现人民城市共建、发展成果共享。

早在2008年时，就有国外的调查显示，青少年中拒学的发生率达到了1-5%。近年来，拒学开始逐渐成为困扰全球教育界的难题。虽然不同的学术团队，以及各个地区的调查数据各不相同，但有报道显示，北京儿童医院拒学门诊开诊10个月接诊就超万人。这意味着拒学在国内也并不罕见。乌阿茹娜谈到，拒学和逃学不同，拒学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比如，孩子在学校的出勤率低于80%，同时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情绪，父母知情孩子不去学校且希望孩子返校的意愿强烈等。

乌阿茹娜谈到，拒学既有个人因素，比如孩子本身的人格特质、情绪调节能力、睡眠问题等；也有家庭因素，比如教养方式、家庭关系等，学校因素，比如学业压力、校园霸凌、师生关系；同时也有社会因素，包括内卷文化、绩优主义、网络诱惑等。但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每个拒学的孩子进入拒学期前都有很长一段的过渡期，而且往往会经历某个关键性的事件，甚至出现比较明显的躯体化反应后，才会逐渐出现逃避上学的行为，从而真正进入拒学期。在真正进入拒学期前，大多数父母缺少敏锐的察觉，尤其是父亲，对孩子拒学前的情绪波动更是显得“后知后觉”，乌阿茹娜说，“这也意味着父亲对孩子的关注和参与孩子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往往会基于自己的立场评判孩子，忽视他们正在经历无助和痛苦的阶段。比如父母往往会认为孩子是因为电子产品使用的失控、逃避学习、抗压能力差等。部分缺少同理心的父母甚至还会简单认为，这只是孩子的青春期叛逆造成的。更有甚者，父母双方还会互相指责对方的教养方式导致孩子的拒学，从而使得身处其中的孩子拒学心理和行为更加雪上加霜。

“心理韧性强，意味着孩子遇到挫折、压力会难过、焦虑、委屈，但是他们会表达、会求助，也能逐渐从压力或者创伤中恢复。而很多成年人眼中的遇到困难、压力就忍住不说自己扛下来，并非心理韧性强，更多是一种情绪回避，长此以往会带来更大的心理问题。”胡娜还谈到，很多家长认为的挫折越多，孩子越坚强更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过高的、持续且没有支持的压力会严重损害孩子的心理健康，真正的心理韧性不是把孩子扔进压力里，而是当孩子处于适度压力的情况下，给孩子及时的回应、适度的支持，在压力中给他恢复、理解和重新尝试的机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常务副校长王毅谈到，提升中小学生的心理韧性需要抓住他们成长的关键期。幼小衔接、三四年级社会化的关键转折期、六年级小学与初中的衔接、初中阶段的青春期以及毕业年级，这5个关键阶段都需要有丰富的心理健康学习和支持资源，协和双语学校依据积极心理学中的帕尔玛幸福理论、性格优势理论建立了系统的校本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儿童心理健康的背后，必须是家校社等多个维度的重视和协作，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家长的教育，为家长帮助孩子提升心理韧性以及成长性思维提供支持。

上海市民办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徐雄伟表示，一线教师需要基于专业知识，更准确地识别学生的情绪变化、行为异常和心理风险，需要在日常教学中“感同身受”地体会学生的状态，理解学生行为背后的压力、焦虑、成长困境，也需要在家校沟通中更加灵活、多元，“换位思考”地理解不同家庭背后的教育期待和现实处境，可能还需要排解、处理自身的情绪和心理困境，需要创造更多共研机会，让高校、中小学、一线教师、学校领导、政府机构、师训平台同台对话，彼此倾听、相互赋能，构建更加紧密的共同体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向更加专业、更加系统、更加有温度的方向发展。

蔡丹提到，最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全社会积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在本次研修调研中发现，民办中小学有44.83%的老师反映对学生注意力、情绪问题的教育困扰。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长期开展中小学教师心理育人能力提升项目，构建了家校社等多个维度等社会协同支持体系，针对教师、家长开展相关知识和能力培训。目前，上海师大心理学院还将推进德育心理研究，关注学生整体积极人格的培养。

近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温医大附一院”)，72岁的慢病患者陈阿姨体验到了AI带来的就医变化：从手机端智能分诊开始，AI贯穿挂号、候诊、检查、取药全流程，等候时间缩短了近一半。更让她意外的是，医生在AI辅助下开具的临床营养处方，隔天就有特医食品配送上门，后续AI系统还会定期随访，跟踪她的营养指标和依从性，提供风险提示、信息整理和辅助建议，再由医生作出诊疗决策。“以前出了医院大门就没人管了，现在感觉医生一直在身边。”

十多年前，温医大附一院以“流程再造”享誉业内——全面推行预约诊疗、实名制和诊间结算，以患者为中心重塑就医流程，一度吸引近3000家国内同行前来参观交流。如今进入AI时代，这家医院再次走在前列，在智慧门诊、智慧临床营养、智慧体重管理、AI护理、AI病历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全场景AI落地成果，成为医疗AI全场景应用的先行者。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医院，通过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把医疗服务从院内延伸到院外，让老百姓少生病、更健康。”温州医科大学副校长、温医大附一院党委书记沈贤如此概括全院推进AI应用的初衷。在他看来，医疗AI的价值不只是提升效率，更是帮助医院重新组织服务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从单次就诊延伸到连续管理，从院内服务走向院外全程。

温医大附一院的智慧医院建设并非从AI开始。早在2010年，医院就以全面推行预约诊疗、实名制和诊间结算为特色，开展了一轮以患者为中心的就医流程再造，预约诊疗工作于2021年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表彰。2022年以后，医院再次推进数智化建设，将门诊服务从“信息化、线上化”向“智能化、主动化”升级。

在精准预约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医院进一步基于京东卓医重塑患者就医旅程，形成了从诊前、诊中到诊后的多个成熟场景：AI主入口推动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AI病史采集在医生接诊前完成基础病史整理；“诊后一清单”为每次就诊生成清晰的就诊清单；AI医生追问在患者离院后48小时内持续解答疑问；数字人健康宣教则帮助诊后服务形成闭环。

2026年1月，温医大附一院联合京东健康及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营养与干预重点实验室，共同发布“人工智能驱动的临床营养规范化全程管理解决方案”。依托京东卓医2.0搭载的临床营养大模型，注入超百万篇高质量营养专业文献，通过数十万例真实世界营养案例进行后训练，AI辅助形成个性化营养方案草稿和参考建议，经医生或临床营养师审核确认后使用，覆盖“筛-评-诊-治-控-管-教”七个环节。

更关键的是，个性化营养方案只是起点。通过京东健康与生态各方共建的“AI+临床营养供应链生态”，患者可选择院外配送，特医食品直达家中；后续AI系统定期随访，跟踪营养指标与依从性，提供风险提示、信息整理和辅助建议，再由医生作出诊疗决策。由此，从院内诊断到处方开具、从院外配送到长期随访的全病程管理闭环真正落地。

在体重管理领域，AI正逐步展现出在专科全病程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温医大附一院体重管理中心围绕智慧化体重管理持续探索，创新提出“NICE理念”——科学营养、综合干预、智能管理、愉悦体验。中心采用多学科协作模式，整合内分泌科、营养科、中医科、减重外科等资源，致力于推动体重管理从“一次门诊”向“长期连续管理”延伸。

联合京东卓医2.0的“AI+体重管理”能力，中心推动传统减重门诊向智能化、连续化、精准化管理转变。诊前，AI系统基于门诊、体检、住院等多场景数据，对超重肥胖及代谢异常风险人群进行自动筛查、风险识别与分层管理，实现从“等患者来”向“主动发现”转变。诊中，AI整合院内诊疗数据与患者授权的生活方式数据，形成多维度健康画像，辅助生成个性化干预建议；标准化评估、宣教、随访等基础工作由AI辅助完成，专业医生聚焦诊疗判断与关键决策。诊后，在医生确认的干预方案基础上，AI将健康管理建议转化为每日可执行任务，持续提供反馈、提醒与鼓励；对异常数据及时提醒，辅助患者复诊和医护随访，并根据个体需要联动体脂秤、运动手环、医学膳食等工具，提升居家监测与连续管理效果。

其一，医疗AI落地的关键在全场景，而非单一功能点。从智慧门诊到临床营养，从体重管理到AI护理、AI病历，AI贯穿了患者院内就医与院外管理的全链条。其二，AI不止于“建议”，而是帮助医院真正延伸了服务半径——AI辅助医生完成院内诊疗决策，并在患者离院后持续开展随访管理，让医院的服务能力稳定地覆盖到院外。其三，这套模式具备跨地区的可复制性，继温医大附一院之后，已在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

温医大附一院院长张纯武表示，“AI带来的改变不是单一环节的变化，而是患者体验、医护效率和医院管理方式的同步提升。对患者来说，是少走弯路、少等少问；对医护来说，是减少重复劳动、增加有效沟通时间；对医院来说，是从单点流程优化走向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未来医院的核心，不是让AI替代医生，而是让AI帮助医院把服务做得更精准、流程做得更顺畅、管理做得更精细。”

从智慧门诊到院外全程管理，从AI护理到医保智能控费，温医大附一院正以“未来医院”建设为引领，推动医疗AI从技术概念走向场景落地，让患者在院内高效完成就医，离院之后管理不断线，方案能落地，效果可追踪。这条从“技术可行”到“服务可及”的路径，正是当下中国医疗AI落地最需要的——一个用得好、有效果、可复制的落地应用。

声声啼叫穿透密林，在山谷中回荡。那是川金丝猴在呼朋引伴。在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这样的声音每天都会响起。川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灵长类动物。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种群数量达1700多只，是国内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大、密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保护区。随着群众保护意识日渐增强，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生态多样性持续改善，川金丝猴数量稳步增长。日前，记者走进这片山林，寻找这一变化的答案。接力巡护：见证生态环境一天天变好唐玉林能听懂川金丝猴的叫声：哪些是公猴在警告，哪些是母猴在唤崽，哪些是小猴在玩耍。今年58岁的唐玉林，是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川金丝猴研究中心监测队队长。22岁时，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巡护的接力棒，已经和川金丝猴打了36年交道，被人称为“猴王”。谈到自己负责巡护的王家山区域，唐玉林打开了话匣子：“这里生活着168只野生川金丝猴，分为7个家族。这只体形不大，却实力惊人；那只嘴巴下边凹进去的，叫‘招财’……”他一边介绍，一边用手指引着记者在林间辨认，就像在介绍自己的老朋友。这些年，唐玉林见证了川金丝猴活动范围的扩大、食物种类的增加，也看见了过去很难见到的绿尾虹雉、林麝、斑羚等动物。“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一天天在变好。”唐玉林说。在唐玉林的影响下，侄子唐小刚也成为一名川金丝猴监测员，这样的监测员保护区共有12名。还有33名一线巡护人员，负责全域生物多样性监测。过去，巡护人员靠的是脚、眼、笔，如今，他们手机里装上了“智绘自然巡护”系统，可以更便捷地录入相关信息和定位。此外，保护区布设了79台红外相机、32套实时监控设备、4台巡检无人机和10套电子界桩。“巡护工作比之前效率更高、精度更高。”唐玉林说。“祖辈靠山吃山，靠的是砍树。我这辈还是靠山吃山，但靠的是保护生态。”唐小刚说。自然教育：让下一代懂得如何守护自然树梢上，几只川金丝猴正梳理毛发，幼猴紧贴母猴，好奇地向不远处的山间小路张望。那里，一群身着校服的孩子正认真听老师讲解，脸上难掩兴奋与好奇。这是一所当地小学正在开展自然教育课。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已有3年，九寨沟县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把生态教育课堂‘搬’进保护区很重要，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守护好生态，更要培养好下一代人，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守护自然、如何守护自然。”汪文说。除了参观科普馆、亲手制作植物标本等常规活动，学生还可以进山，近距离观察各类植物和动物。“这种贴近自然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有了更丰富的学习体验。”汪文介绍。担任自然教育导师的除了保护区工作人员，还有来自四川农业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这里海拔落差大，植被资源丰富，多所院校在保护区设立了科研基地。我们负责采集一手数据，他们负责深度研究。”汪文说，这些科研合作不仅提升了保护区的科学管护水平，也为自然教育提供了更扎实的素材——孩子们听到的讲解，不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基于长期科学监测的扎实研究。生态红利：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过去，保护区周边有不少村民靠砍树卖木材为生。上世纪90年代当地全面禁伐后，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保护区与相邻5个乡镇、17个村（社区）建立社区共建共管委员会，推动环境保护、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等工作，既规范了保护区管理机制，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以九寨沟县白河乡为例，目前共有32名生态护林员在保护区工作，将于6月底对外营业的生态河谷漂流项目，还将提供45个工作岗位。保护区的生态越来越好，川金丝猴成了这里的名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过去村民并不在意村里的环境卫生，现在各家各户不仅把自家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别重视村庄的总体环境。”汪文说，“村民们打心底明白，环境好了、游客来了，收入也就提高了。”“保护区对白河乡旅游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白河乡乡长黄卫介绍，不少村民看准商机，办起民宿、售卖当地特产，目前全乡共有民宿房间700间，“去年全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0万元。”周边村庄还建起生态果园。白河乡太平村现有400亩矮化密植苹果园。眼下，5个品种的苹果长势正好，预计今年产量可达40万公斤，采收季节能为务工村民带来约2400元的人均收入。黄卫介绍，当地正依托果园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果园观光、采摘等项目，“体验更丰富，相信来的人会更多。”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不是孤例。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每一片被守护的山林背后，都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编辑 辛婧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